作者简介
李彬,1959年生,新疆乌鲁木齐人。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批判理论、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全球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等。 主要著述：
——《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合著），新华出版社，1998年。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1999年。
——《大众传播学》（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
——《媒介二十五讲》（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新华出版社，2005年。
——《全球新闻传播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新闻写作》（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
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教育面临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和共同挑战，我们会集一堂也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迎接这些挑战，探讨新闻教育的一些共同使命。
两极间摆动的中国新闻教育
就全球的整体情形而言，新闻教育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的新闻教育也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沧桑。其间，大致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尽相同的发展时期。旧中国一流的新闻院系基本上都是套用西方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骨干人才大多留学美国，特别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局面自然也就随之告终。新中国的历史虽然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但有一条主线始终明确如一，即但丁名言所说的：走自己的路。其实，对中国这样一个唯一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说，对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灿烂的世界大国来说，走自己的路乃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选择。虽然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不断汲取各种文明的元素和基因，从而不断丰富自身的文明内涵，但中国之为中国却自有其巨大的历史能量和惯性。由此说来，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既是对旧中国的扬弃，也是对数千年文明及其精神的接续和延展。
从中国新闻教育自身的状况来看，似乎一直在两极间摆动，一极是实践的需求，一极是理论的诉求。一般意义上讲，新闻教育及新闻学研究一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追求两极之间的平衡。然而，实际运行中，理论与实践又一直存在张力，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纠葛。极端的实践派认为，新闻教育纯属多余之举。因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学科，如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完全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而其赖以操持的实际能力又可以通过、甚至主要通过新闻实践而获得。事实上，目前世界许多国家也确实没有专门的、正规的新闻教育体系，而只有某种培训性机制。在另一极端的理论派看来，新闻教育应该超越一般的技术训练和专业培训，应该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品位，所以，应该尽可能达到学理上的自立、自足，不能受制于或依附于实践而亦步亦趋，更不能仅仅满足于传授一些实际有用的专业技能。
传播学兴起对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教育的这种张力，这种矛盾、冲突和纠葛时起时伏，此起彼伏。最近20年的新一轮回，可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为标志。传播学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中国内地兴起的。1980年代初，传播学进入中国时，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和兴趣，特别是其宽阔的理论视野、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新颖的理论体系，对传统的新闻学产生强烈冲击。此后，研究传播学便成为越来越多新闻学者的共同旨趣，其中尤以理论探讨、舆论调查、受众分析、效果研究等更为人所青睐。1997年，传播学以一门学科的身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纳入国家的学科目录，从而意味着此后传播学将享有一切名正言顺的发展空间和成长土壤，比如研究生的教育、博士生的培养、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科研体系等。截至2006年，中国内地已有19个具有资格授予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和研究所，其中新闻学9个，传播学10个。迄今为止，在中国内地的新闻与传播领域，新闻学虽然还无可争议地占据“君王”的宝座，但传播学也已成为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新贵”。
传播学的兴起和盛行，一方面固然对新闻学形成某种互补之势，而另一方面也使以往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在新的层面上进一步凸显。虽然国际上的传播研究包罗广泛，既涉及诸多纯学理的探讨，也包括大量应用性的内容，但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传播学主要还是作为一门理论色彩浓厚、学理意味突出的学科而存在。比如，在一般的中国学者和学生看来，传播学属于学理，而新闻学属于技能，传播学高深，而新闻学浅显，传播学广博，而新闻学狭窄，等等。总之，传播学是对新闻学的超越和提升，所以传播学高于新闻学。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潮流和趋势，即以涉足传播学为先锋、前卫或时髦，而以研习新闻学为落伍、保守或陈旧。由于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互相依托，新闻学的新动向自然不可能不影响新闻教育的走向，不可能不对新闻教育形成潜在的影响。比如，为适应潮流，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努力向纯粹学理的方向拓展，在学科地位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出现一些脱离实际的迹象，如某种象牙塔的姿态。根据权威统计，目前中国内地约有660余家新闻与传播的教学点。其中，大多数属于本科教育，少部分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大学达到研究生教育的层次，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无论在本科生还是在研究生教育中，目前大多数新闻传播院系事实上都越来越侧重于传播学，正规的新闻教育则越来越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五花八门、冠以传播名号的新学科，以至人们戏称：“传播是个筐，什么都可装。”按照国家现行的学科目录，本科层次的新闻传播学分为四个专业，即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研究生层次分为两个二级学科，一是新闻学，一是传播学。也就是说，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平分秋色。
上述趋势从积极方面讲，是新闻学的学科品位得到提升，学科地位得到加强，学科影响得到扩大。而从消极方面看，新闻学以及新闻教育越来越迷失方向，越来越脱离实际，特别在一线的实际工作者看来越来越不知所云。面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大家会集一堂共同探讨新闻教育的共同命运，相信也会对我们有所启发。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David Klatell教授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50周年院庆时，也谈到新闻教育的问题：
本科生应该学习语言文学、历史、经济、社会学、数学、科学，而不是广告和公关，因为它太实际了。在研究生层次上可以学这些，本科生应该接受良好的、坚实的文科教育，上各种人文和科学方面的课程，知道地理、语言、数学、国际关系、历史、艺术等，从而成为更加有才智的人。
Klatell教授谈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比如，目前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将广告、公共关系、媒介经济学等内容作为本科教育的必修环节。这里当然不仅仅是具体的课程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一系列深层次的理念。除了广博而坚实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外，新闻教育的宗旨到底在哪里？新闻学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到底怎么平衡？新闻学与新闻教育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对此，一直存在各种分歧，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新闻教育的第一要义
我本人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逾20年，对此同样颇多感触，同时也有一些未解的困惑。其中，最常困扰的问题就是新闻教育的第一要义究竟是什么？经过多年的实践、反复的思索和诸多的探求，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还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社会及人类境况的透彻把握和深刻领悟，以及由此生发的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进而将其内化于专业方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些事项说起来似乎很抽象，而实际上又很具体、很实际。这里，我不由想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先驱、美国报业巨子普利策。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在中国新闻界同样广为流行。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 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而要做到这一点，自然需要敏感的神经、广博的学识、真挚的情感等，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种实践性能力，亦即将多学科的知识和多背景的问题融会贯通，进而以普通人的视角与水平将其呈现出来的独到本领。换言之，新闻学的学问不是书卷式的，而是实践性的，是对一切学问与问题了然于胸的洞察与感悟，西方新闻学说的“新闻鼻”即为一例。就此而言，新闻学更像兵法，兵法固然有一套学问和学理，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实践性知识和能力。中国古代有位军事家叫赵奢，他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儿子酷爱兵法，对各种军事理论简直了如指掌，谈起用兵之道可谓头头是道。然而，赵奢临终前却告诫国君，说自己的这个儿子只会空谈军事理论，而不能将其灵活运用于军事实践，所以千万不能让他指挥作战，否则国家就将陷入危险境地。后来，国君没有听从他的告诫，还是把军权交给赵括，结果一败涂地，由此还形成中国语言里的一个有名的成语“纸上谈兵”。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如果不能培养这种实践性能力，即将各种学科、各种理论、各种知识有机融入新闻实践的本领，而只是汲汲于学理，那么最终可能造就一批夸夸其谈的赵括，只会纸上谈兵，而不能灵活应用。
新闻教育的具体着手点
那么，为了培养对社会、历史与人类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新闻人，新闻教育需要从哪些具体方面着手呢？根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特别是根据清华大学的教育教学经验和传统，我们认为可从两个大的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广泛研读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入体验，培养学生的开阔胸襟、广博视野、高远见识，特别是培养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深厚情感。简言之，前者是对经典的体悟，后者是对人生的体察，即中国古话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造就一个大写的人，而只有一个大写的人才可能成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守望者。当然，仅有这一面，对新闻教育来说还只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另外一半的工作同样不可或缺，不可轻略，这就是新闻学方面的教育和研究。虽然如今随着媒介环境的巨大变化，新闻学以及相关的传播学研究及其教育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发达，但一些基本内容依然如故，如新闻理论、新闻历史、新闻伦理、新闻实务等。常言道，万变不离其宗，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教育无论如何变化、如何发展、如何繁荣，这些基本内容都是其核心或骨架，离开这些核心或骨架，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教育也就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打一个比方，不管人们盖的是茅草房还是摩天楼，总离不开地基、墙壁、屋顶、门窗等基本的建筑构件，而新闻理论、新闻历史、新闻伦理、新闻实务等，就是新闻传播学大厦的地基、墙壁、屋顶和门窗。
总之，新闻学与新闻教育都是大有学问、大有名堂的。一方面，新闻学需要综合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包括传播学的养分，因为新闻行当所应对的是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而各种学科无非是对大千世界的不同解读而已。另一方面，新闻学更需要将广博的学科、学问、学理融入点点滴滴的新闻实践，在每时每刻的新闻实践中协调天地之阴阳，平衡万物之关系，化解人间之纠葛，使社会生活能够尽可能地避开险滩暗礁，一帆风顺地驶向前去。这里，无论是中国的情形还是世界的状况，都使我们越来越强烈感到有必要为新闻行当设立起码的职业标准，有必要使新闻行当同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职业一样具有必需的职业准则与职业技能。这种专业化的标准、准则与技能，既可以用来规范新闻行当，又可以用来规范新闻教育，从而使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