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0年后，这一研究方式受到批评和质疑。在其中，涌现出了丰富的理论发展取向。总的来说，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和中后期以来3个时段。
早期研究主要反映了北美学者特殊的旨趣，同时在研究上还将冷战遗迹与地理政治学斗争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研究旨在建构中观理论，用以解释和说明国家发展以及社会变迁的复杂过程。在方法上，明显具有社会科学的实证取向，目的是探寻孤立的变量，以确认因果关系。最主要的是，研究者们从现代化理论确立的框架来界定传播在发展中的角色。但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理论，这种二元性被进一步细化为：认识、态度、行为、社会、技术和政策诸元素。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者们都赞同“个人特质和社会结构是造成社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的观点。因此，这时期的研究关注焦点是传播如何实现以上因素的转变。如此一来，研究者们主要利用线性传播模式，致力于传递所希望的信息，并改变行动者的态度和行为。
20世纪70年代属于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中期阶段。先前的主导范式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特别是拉丁美洲学者的质疑。他们主张新的研究理论和实践，谋求对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多的回应。这些研究者认为，发展效果是意识形态化的，本质上和新殖民主义及资本扩张相关。在他们看来，那些所谓的发展项目其实是一种支配和操纵。他们指出，线性传播模式中关于社会发展观念，过分注重了个人态度和效果的改变，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和结构。在这一时期，传播支配、对话实践（即取消二元发展观念，综合批判性和情境分析理论）和作为过程的传播（这是一种现象学的取向，不是关注传播的结构元素部分，而是集中研究意义如何成为其界定的意义。该理论认为，社会真实产生于人、文本及传播之间）成为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兴起的是更广泛的理论回应，西方发展传播学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理论观念就是参与传播。参与的内容具体包括接近传媒资源、实际参与（包括计划、决定、生产）、自我管理（即实行集体产权、政策制定）。换言之，就是主张草根传播。但这一时期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一些学者（如麦克切斯尼）称许这是对传媒集权的有效回应，但另一些学者如冈海姆却斥之为一种乌托邦主义。
对于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未来，人们需要注意“新自由”、“后工业”及“全球化”这些词汇，这些词汇也因传媒规制的解除和私有化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国家和传统制度角色的削弱。如此一来，参与传播的研究路径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导致观念的冲突加剧。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对参与传播充满乐观的态度相反，全球化的普遍人权、环境保护、尊重民主等观念已经使得权威脱离国家和传统的制度。一方面，参与传播的研究者通过利用一些社会运动，着力推动理论进步；但另一方面，参与传播的一些缺点也被确证。对于此，西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者需要做出战略性的回应。同时，未来的研究者们还要记住西方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与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谋求更成功的理论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