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农村问题基本上算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如果不是政府重视、政策扶持，“三农”问题很难有人乐于提及。就是这样一个被“边缘化”的研究领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方晓红老师和她带领的团队从2000年开始在江苏农村进行大规模受众研究开始，一扎进去就是8年之久。
8年来，方晓红老师和她的团队以对“三农”问题的极大热情与执著先后完成了4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为了获取“三农”问题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走村串户、跋山涉水，足迹遍布江苏、湖北、四川等数省乡村。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三农”研究专著2本，在国内外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了相关学术成果数十篇，其中《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方晓红老师执著投入与带领下，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农村传播研究从无到有，并一跃成为代表国内该领域顶尖水平的学术重镇。如今，继《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出版并获得广泛好评之后，方晓红老师又一本被业内权威学者孙旭培先生称为代表当前我国传媒与“三农”发展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与对我国农村传播学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意义”的农村传播研究专著——《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又摆在我们面前。由于“地缘”与“学缘”关系，我有幸成为方老师新著的第一批忠实读者。
仔细研读这本在国内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领域带有“破天荒”意义的专著，感到有以下几点鲜明特点：
首先是关爱的情怀
研究农村传播如果没有对农民、农村与农业的深切情感是不可能投入、深入，更不可能持久的。仅仅从学术研究能否出成果的角度出发，农村研究是个“冷门”，又有政策鼓励，偶尔为之或者找到一个可以“合为时而著”的选题的确可以出“成果”。但是，一个人能够在一个被别人“不愿为”的领域里“冷板凳”一坐就是８年，其中经历的辛苦用方晓红老师书中的话来说是“茶饭无味，脑汁几无”“很难言传”。没有对“三农”问题的大爱挚情，是绝不可能有这种“八年抗战”精神的。
其次是本土的路径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被认为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而立之年。30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从理论到方法走的都是“西天取经”模式。相当数量的传播学研究一直在重复引进、消化与模仿之类的工作，适合中国国情，能够用来解决中国发展现实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不久前在谈到当前这种“理论贩卖”模式存在的弊端时认为，“目前国际上尚缺乏可以指导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有效地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得国家又好又快地实现现代化的成熟理论”，因此，当前国内学术研究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现代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方晓红老师对此深有体会，她认为“中国传播学理论的创立和研究方法的突破，最终离不开对本国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及理论提升”。8年来，方老师和她的团队一直在走一条乡村实证调查研究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走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自主创新之路。
第三是创新的手法
方晓红老师不是一个纯粹的“实证主义”研究学者，甚至在做农村传播研究之前，她还是一个“经验主义”、“思辨”“感性”倾向比较严重又带有“艺术”想象与气质的“人文主义”学者。这不仅因为她最初出身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经一度将特别拗口的《离骚》整篇地给背了下来”，以及“自幼喜欢跳舞唱歌也喜欢乐器”的“文艺特长”，还写作过一些不错的散文篇章等经历，而且，她后来转入新闻传播学研究也是靠新闻史这些非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但是，她在后来的农村传播研究中更多地有了“实证研究”的倾向，开始了从人文方法到社会学方法的转向。正是在这种转向过程中，方老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她不纯粹采取实证调查的方法，而是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兼容了一些人文与经验的研究方式，创造了一种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宜定性则定性，宜定量则定量的相对灵活的“柔性”实证调查研究方法。因此，她在“传播媒介对‘三农’的作用及指标体系研究”中在“坚持数理思考”的基础上，针对新闻信息作为精神产品“有时很难用实物给予度量”而“测不准”的特点，吸收了一些主观判断的“软指标”。从而使这套带有“首个吃螃蟹”开创意义的指标体系有了更大的有效性与普识性。
除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外，《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一书中的创新性还体现在众多理论创新上。书中在广泛吸收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统计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前所未有的评价“三农”传播效果的“指标体系”，并提出了“拟合指数模型”、“悖指数模型”与“受众阈值模型”，并利用这些理论对人民日报等媒体“三农”传播研究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与文本分析工作。既用实践检验了“指标体系”的实用性，也获得了大量研究数据与成果。
最后是批判的眼光
这对实证研究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实证研究向来被认为是与批判对立的研究。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就认为“批判理论是同传统理论相对的”。阿多诺等批判学派成员甚至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与实证研究“格格不入”的，认为“实证研究由于‘崇拜事实’而不能识别本质的领域”，而且“经验科学对事实的描绘是局部的、不完整的”，也是对总体“无能为力”的。而对于一些涉及权威与级别都很高的党报研究，能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坚持批判的眼光就更难得了。在对《人民日报》“三农”问题传播效果研究中，方晓红老师和她的团队采取科学的抽样与文本分析方式，“不隐恶”、“不虚美”，既客观肯定了人民日报在宣传“三农”政策，报道农村“新人新事、移风易俗”，塑造新时期农民形象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尖锐指出了其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在农村社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议题还存在与“三农”总体报道重要性“不拟合”的问题。特别是根据充分的调查数据，尖锐地指出了当前一些媒介中存在着“过多的农民‘增收’报道遮蔽了城乡收入巨大的收入差距的现实状况，从而不利于引发舆论探究这一差距背后的体制因素，不利于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