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这些年，用过的几十个采访本从没有一个如此破损——塑料的封面已经磨烂，烫印的“新华通讯社”几个字也已模糊。4个角已经卷曲，即使合上，也能从侧面看到，白色的纸张几乎成了黑色。 这是我在四川地震灾区采访一个月留下的记录。它一直静静地躺在书桌的一角。从灾区回到北京以来，我再也没有动过它。我不愿意再翻看邱光华、张春梅、许勇那一个个人名，不想再回忆起映秀、北川、唐家山那一个个地名……
不得不说的谎言
“你在什么地方？”
“在成都军区大院的帐篷里。”
“有吃的、喝的吗？”
“没问题，伙食好得很！”
“没紧要的事，就呆在帐篷里，别乱跑了。”
“好，这几天我一直在这里。”
……
这是６月８日傍晚，在地震灾区采访的第２６天，我与远在江苏的母亲的通话。
今年５８岁的母亲，肺纤维化已经进入晚期，为了不让老人为我担心，我不得不用一个个的谎言，宽慰老人紧张的心。
事实上，此时，我正在唐家山堰塞湖的坝顶上。就在通话前的５分钟，这里刚刚发生了一次强烈余震，坝体不停地颤抖摇晃，我所在帐篷里唯一的一只电灯泡猛地甩到一边固定帐篷的铁杆上，碎落的玻璃渣掉满了我的笔记本电脑键盘。
我扶住铁杆，稳定了一下情绪。拿起早已校准了方向的海事卫星电话，迅速拨打编辑部的电话，向编辑黄明口述快讯：“１８时５１分许，唐家山堰塞湖附近发生强烈余震，大坝剧烈摇晃约２０秒，周围山体大规模滑坡。”
５分钟后，四川省地震局发布消息——“１８时５１分，四川北川发生４．８级余震。”震中北川县城离大坝直线距离不到１０公里。
走出帐篷，我看到葛振峰上将和其他几位将领正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施工，官兵们并没有因为余震而停下手中的机器。自上坝施工以来，所有人都是２４小时连轴转。每人每天只能喝上一瓶矿泉水，能吃上一顿方便面，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什么危险！”“保障条件很好……”和我一样，几乎所有在坝上施工抢险的官兵，都对亲人撒了谎——谁忍心让自己的母亲、妻子、孩子为自己担心？
我相信，这时候撒谎的人，都有一颗真诚的心。
不得不流的眼泪
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作为新华社的军事记者，我不应该流泪。我应该坚强地、理性地、客观地记录和传播。
可是，很多次，眼泪还是禁不住流了下来。
５月１３日晚进入都江堰市新建小学救援现场，天空飘着细雨，密密匝匝，很快打湿了我的迷彩服。在机器的隆隆声中，一具接一具孩子的尸体被抱了出来。孩子的胳臂、身体，已经变青、变紫，有的手里还拿着课本、身上还背着书包……
我仰头望天，天空一片漆黑。我努力不让眼泪流出，目光从上往下滑落，慢慢地……突然，一个红色的文具盒突然闯入我的眼帘——一个被挤压变形的、喷绘着米老鼠图案的、崭新的文具盒，静静地躺在我的脚下。
同样的文具盒，就在几天前，我刚给女儿买了一个。
文具盒上的米老鼠仍在欢快地笑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从都江堰到映秀，从唐家山到北川，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努力客观地、不带个人情感地见证和报道。
５月１５日１０时２０分，在映秀镇中心小学的救援现场，被困了６８个小时的１１岁女孩张春梅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
“我想喝水，水……”被救出来的孩子躺在医生的怀里呢喃着。
“谁有水？”医生问。在“孤岛”映秀，谁也没有水。救援队员们和医生已经２０多个小时没喝水了。
还好，我的背囊还有不到半瓶纯净水，从昨晚保存到现在，没舍得喝一滴。
我赶紧取出水，递了上去。医生拧开瓶盖，小心翼翼地将水倒到瓶盖中，送到张春梅已经干裂的嘴唇边。
看到水一点一滴地流进孩子的嘴里，我的眼泪再也没能忍住……
５月１８日中午，当我和黄书波、朱映涛在一架紧急转运重伤员的直升机旁采访时，一名５０多岁的男子突然“扑通”一声在穿着军装的我们面前跪下：“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外孙，总不能让孩子自生自灭呀！”
地震使得这一家８口，只剩下外公、母亲和刚刚才两个月的孩子。孩子全靠母亲的乳汁喂养，可是受到惊吓的母亲已经连着几天没吃上一口饭了，哪来的乳汁喂养孩子？
“孩子就要活活饿死了！”外公捶胸顿足，直升机只运重伤员。
我们带着老人找到在现场负责直升机调度的工作人员，把孩子和母亲“塞”到了下一架次运送的名单之中。两个小时后，当我看到母亲抱着孩子第一个登上直升机时，我知道，孩子得救了。
不得不作出的抉择
在灾区采访的几乎每一天，我都不得不作出艰难的抉择——是进，还是退？是采访，还是放弃？是尽一个记者的职责，还是努力去拯救生命？
走，还是不走？
５月１３日夜，这个问题折腾得我一宿没睡。
５月１３日下午，我随同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组赶到进入震中汶川的必经之地——都江堰。济南军区“铁军”部队抽选了３００名军事素质过硬的官兵，组成了突击队，准备１４日一早步行突进汶川。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可供我选择的路线有３条：搭载直升机，乘坐冲锋舟，或者步行挺进。搭载直升机或乘坐冲锋舟，受天气因素影响太大；相比之下，步行最为艰难也最为保险——只要我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就可以和“铁军”的官兵们一起坚持到底。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却陷入了矛盾——不是担心路上可能遭遇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而是担心自己成为部队的“拖累”。
１２个小时后，我们在夜色中抵达映秀镇。
打，还是不打？
我右手的食指放在海事卫星电话的拨号键上，迟迟决定不了是该摁下，还是该收回。
在映秀镇的７天７夜里，最难的不是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地方睡觉，而是没有电。进入映秀，我们带了１台海事卫星电话，除了发稿，绝不能拨打。
５月１５日下午，当我用海事卫星电话传完稿件之后，一抬头发现在我的周围，站着七八个受灾群众。他们充满期待地看着我。虽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和手里捏着的纸条告诉我——他们想打一个电话！
那样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７天中，这样的电话，我拨打了１００多个，接通的只有大约１／３。虽然我们可能因此少发了几条稿件，但现在想来，并不后悔。
回，还是不回？
我看着手机上一条短信，一会儿写好回复的内容，一会儿又删掉。
５月２０日，当我离开映秀回到成都，打开手机，一下子收到了３２条短信，大部分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发来的祝福。但，有一条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李记者，你好。我是你报道的那５个韩国留学生司机的妻子，你知道我丈夫的下落吗，他现在怎样？”
５月１７日，在映秀救援的第三军医大学医疗队搭救了５名韩国留学生。地震发生时，他们正乘车赶往卧龙看大熊猫。从山上滚落的巨石将他们乘坐的车撞翻，司机不幸遇难。
我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消息，只是没提司机遇难。一直在寻找丈夫下落的这名司机的妻子，看到新华社的稿件后，辗转找到了新华社的总机，又通过总机找到了军分社，又通过军分社找到了我的手机号码。在映秀，手机没有信号，于是，她就给我发了这条短信。
我该怎么回？是告诉她事实的真相，让她彻底放弃；还是保持沉默，让希望在她心中继续生长？
直到现在，这个短信我都不敢回——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
在一处处废墟前，我恨不能扔下手中的采访本和相机，和救援队员一起抢救幸存者。可是，没有任何专业工具的我，纵使双手血肉模糊也救不出一个人。在唐家山堰塞湖大坝，我恨不能拿起铁锹，和官兵们一起开挖导流渠，可是在大型机械面前，人的力量是那么渺小……在灾区的每一天，我都充满愧疚——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多。
直到６月８日，水利部的工作人员给正在唐家山堰塞湖大坝上的我打来电话说：“我们是看着新华社的快讯，判断唐家山堰塞湖的险情的。”我的愧疚才有一丝缓解。
“用新闻拯救生命”，印在我们Ｔ恤衫上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所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职责，以一个新华社记者的方式，拯救生命、抚平伤痛。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