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受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目前不少媒体都开辟有时评专版或栏目，一批选题准确、角度新颖、见解独到、文笔犀利、论证精彩的时评得以脱颖而出。随着时评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已成为媒体干预社会生活、吸引受众参与、引导社会舆论的特殊手段。
一、新闻媒体发展的内在动力。首先，传媒产品商业化，使媒体更加关注“适销对路”的新闻产品。譬如我们倡导“独家新闻”就是为了给我们的“产品”购买者——读者以新闻信息满足。而在时下新闻源雷同、内容相差无几的实际情况下，最能体现“独家”性的，便是“新闻时评”。
对于报纸而言,新闻时评应属传统强项。而近年来，时评也涵括了电视与网络上的时评栏目。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电视媒体，正是靠焦点访谈等新闻时评栏目的开设，改变了人们对电视肤浅的评价。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在内的新兴的网络媒体也纷纷创建时评栏目，为满足读者“有话要说”、“我要发言”的欲望，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以吸引网民。
其次，人们对观点的获取甚于信息本身。诚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所说：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经济，就像市场经济中所说的是做品牌的。品牌的含义就是说，让你的目标读者在情感上依赖你，觉得离不开你，你能够回答他很多问题；在行为上，读者黏着你，经常接触你。这就说明，你在他们当中有影响力了，已经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资讯来源和生活当中一个基本要素了。
第三，从体裁上服务读者。由于体裁所限，消息往往不能够站出来说太多的话，而把记者的意见和倾向包含到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中的余地也毕竟有限，而且，对于许多读者来讲，消息提供的事实以及记者所表达在内的意见，并不能够被及时发现和提炼出来，因此，给消息配发短评，如编者按、编后语等，用明白的话语，直截了当地把需要提请读者关注的观点说出来，让读者不必再经过那样一个思维过程，就可迅速直接地了解这种观点。
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推动时评繁荣——利益动因。在社会转型期，新兴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这些阶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的话语格局。人所共知，不同阶层，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它们通过传媒发出话语，是其自身利益的一种反映。随着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随之而来，是利益多元化和话语多元化新格局的出现。
正如南方都市报时评负责人李文凯所言：“南都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综观这些命题，便不难发现，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我们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种理念已经日见成为中国现状下媒体的自觉。
三、网络发展对时评繁荣的综合效应——技术动因。互联网的诞生，使社会变得更为开放，它带来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地球村”变成现实，为“公民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网络时代的传播，是让所有人都真正具有了话语权，可以有一个公共的平台进行言说。大众传播工具，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公器，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目。”传播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继而改变社会和政治生活。网络所造就的这种开放的信息传播环境，使普通人获得了发表并且广泛传播言论的途径。同时，网络也为时评作者提供了获取评论选题、及时了解世界信息的便捷途径，而且可以使他通过电子邮件、论坛迅速地低成本地投递稿件、发表评论。
总之，这轮以公共表达为核心特征的时评热，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加速了中国“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在西方近现代史上，“公共舆论”一出现，社会变革就要加速。17世纪后期，“公共舆论”在英国出现；18世纪初期，“公共舆论”在法国出现；18世纪中期，“公共舆论”在德国出现。现在，人类社会持续了几百年的“公共舆论”浪潮，开始从中国愈来愈多的传媒缺口喷涌而出，逐渐汇成了转变社会的问责洪流，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