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好以“大奥运”理念为题材的对外报道是直接关系到2008北京奥运报道战略目标实现质量的重大课题。《“我想和13亿人对话”——北京奥运为世界接触中国提供新机会》一文（以下简称《对话》），给该课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践经验与操作思路。
从写作风格上看，《对话》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新华社对外报道长期追求的写作风格。第一，文字清新。该文全篇遣词造句流畅明快，自然简洁，令人读来有铅华洗净之美。第二，善用直接引语。将记者所见之人、所听之语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接触到受访对象的所思所感而少受或不受记者立场的诱导；第三，关键词突出，扣题严密。该文全篇每逢涉及访问场景转换之处便有意识地突出“交流”、“了解”、“接触”等关键词，这一手法正使得文章写作中各类场景切换，都与该文主题——“北京奥运为世界接触中国提供新机会”形成良好契合，因而也就赋全文以协调感与向心力。如果说《对话》在写作风格上的成功仅仅是对既有对外报道写作风格的一次成功运用而已，那么该文在报道理念与策略方面的创新则在对外报道，特别是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标本”意义。
作为一种经验的提炼，《对话》文在报道理念上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深化创新对外报道视野，聚焦报道核心，具象宏大主题。
主题鲜活明确是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得以产生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能否深化创新报道的理念核心则是判别该报道灵魂优劣的关键。以“大奥运”视野为背景，该文将主题设定为“世界与中国的交流”。但是宏大的叙事背景往往容易导致稿件写作上的空泛与抽象。《对话》的采写人员巧妙地避免了这种后果的出现，其方法就是在主题的范围内进一步确定了一个核心，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强调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与中国这个国家，特别是与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中国人的交流。文中出现的能说流利英语的藏人文泉、来自北外的志愿者姜超，还有年逾古稀的海淀区人大代表吴青、有名有姓的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志愿者，都是服务于这一报道理念的重要角色。他们之间的对话使得该文强调的跨国界、跨文化的交流，不再像一般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官方机构考察、半官方机构团体座谈等形式显得模糊、抽象，相反，这种具象的、个人间的交流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也更容易接受这种交流所导出的观点。
要做澄清性报道，更要做介绍性报道。
2008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盛事，也是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古老中国的重要契机。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际社会中不少成员对我国仍然存有严重的历史偏见和现实误读。因此，受到这种文化氛围影响的一些外媒在报道相关情况时也就常常产生有意无意的偏差。《对话》同样是在目前部分外媒仍在炒作“西藏问题”、“抗震救灾问题”、“奥运环境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话题的背景下产生的。作为国家通讯社播发的报道，它有责任在“大奥运”语境下对上述问题进行一定澄清，但是澄清味太浓的报道反而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对话》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按介绍性报道的规律制作澄清性报道。在该文中看不到任何忧心忡忡的急于向外国客人辩解误会的文字，相反，无论是自信的文泉、真诚的姜超还是坦率的吴青，报道通篇的各个人物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开诚布公的率真，是一种渴望沟通的诚挚。这些努力使得任何辩解式的澄清都苍白单薄，而它却能够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争取到他们的信任与理解。正像文中所写的“我们没有必要把问题藏起来。你需要和所有人对话，尤其是那些你不喜欢或者不了解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需要一样的东西。”
综合上述两点，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奥运对外报道的一种纲要式的经验，即：用真实的信息争取信任、用真诚的交流破除误解、用真心的善意培育理解。
附《“我想和１３亿人对话”——北京奥运为世界接触中国提供新机会》（部分）
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９日奥运专电（记者王秀琼 柳丝 李江涛）对美国爱荷华大学的２４名志愿者来说，２００８年之夏的北京之行不仅是奥运之旅，也是解惑之旅。
“从这儿坐火车去西藏要多久？”
这是他们在北京“玛吉阿米”藏餐馆向藏族人文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志愿者抵京后的一个周末，作为爱荷华大学特别邀请的嘉宾，文泉把他们请到家人开的餐馆，讲述一个藏族人自己眼中的西藏。
北京奥运会期间，９３５名外籍人士将投入志愿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学生。他们漂洋过海来到北京，实现奥运梦想的同时，了解中国——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国度的愿望也同样迫切。
“西藏”、“环境污染”、“人权”、“民主”……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这些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占据版面、与北京奥运不断牵扯的名词，也成了外国志愿者来到中国后的兴趣点。他们渴望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在“玛吉阿米”，爱荷华大学的志愿者们抓住机会，为一直萦绕心头的疑问寻求答案。
“在你的家乡，藏族人和汉族人之间关系很紧张吗？”“你对西方媒体对西藏的描述有什么感觉？”“普通藏族人对‘藏独’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
迎着年轻而好奇的目光，皮肤黝黑、豪爽热情的文泉用流利的英文侃侃而谈，一边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一边展示自己在藏区家乡拍的雪山、街道、寺庙和玛尼堆。
“我不认为那是些尖锐的问题。”家乡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文泉告诉记者，“我没做什么准备，很简单，事情是什么样子我就怎么说，说说我的心里话。”
在“玛吉阿米”，具有浓郁藏族特色的物品摆放得琳琅满目，美国学生们一会儿碰碰刻满经文的转经筒，一会儿摸摸盛放人参果的藏银果盘，不时照相留念，还亲自体验了一回有牦牛肉、青稞酒和藏式酸奶的藏餐。
“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藏族人对话。”雷妮·帕诺作说，“这非常有趣，他用照片把一切都解释得很清楚。”
“在西方国家，我们总是被告知同一幅景象，比如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的藏族抗议者之类。”尼克·康普顿说，“现在我们终于听到了故事的另一面。”
康普顿告诉记者，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座上，他第一次看到了“３·１４事件”的现场录像，其中有一些僧人砸毁商铺、打伤行人的场面。
“那些场面我从未在美国电视上看到过，印象非常深刻。”他说。
“很多外国人与其说是误解，不如说压根就不了解西藏，甚至连西藏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这种基本的认识都没有。”文泉说。
这位现在外交学院任教的老师告诉记者，在一次大学的讨论会上，他偶然讲到藏区的情况，爱荷华大学的老师恰好在场，十分欣赏，并邀请他来与志愿者们交流。
“这些志愿者是来服务奥运的，但行动上服务，不代表心里没有疑问，如果我们不互相对话，他们很可能就会带着对中国的误解回去。”文泉这样解释他接受邀请的原因。
尽管不断有一些外国媒体和政界人士以“人权”、“民主”、“自由”等说法给北京奥运会带来各种纷扰，中国政府促进中国与世界之间开放、包容、理解的决心仍然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