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文王君获得北京奥运会女子气手枪金牌之后，一则传播“郭文王君拿金牌寻父”的消息便迅速走红于媒体和网络上。其实，这个消息并不是郭文王君提出或授权的，也不是其家庭和家族内部对外宣布的。8月13日在郭文王君亲属聚会时，其母亲和姑妈告诉记者，希望该话题可以终止。因为误读不但使得郭文王君及其两方长辈和亲友陷入巨大尴尬，也令家人的那份痛再次加剧。
同样在今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报道中，面对自由、宽松的报道环境，媒体在全方位报道的同时，所暴露的诸多问题也引发了媒体反思和思考。其中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大量未经灾情采访、心理干预训练，也谈不上物质准备的记者进入灾区，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灾区的负担，记者一些轻率、鲁莽的方式，对受灾群众甚至造成了“二次伤害”。南方都市报记者在一篇题为《面对巨灾，记者何为？》的手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感受：面对这场“国难”，记者能给受害者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呢？据说全国各地的媒体，有数千名记者聚集四川震区，而最著名的震区汶川，由于交通中断，被困的记者们不得不住进县委宣传部开设的“记者救助站”，这实际上是在从受灾群众口中夺食。更有某些电视台的记者，为了追求画面效果，把刚救出的人眼罩拿掉，导致对方失明；或是反复要废墟下的人回答问题。这些行为不仅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人性。
记者的报道初衷是好的，希望通过受灾群众的直接感受，将灾区人民急需支援的现状最真切、最直接地传递给外围公众，进而让外围公众对灾区伸出援助之手。但记者在采写这样的报道时，却忘记了这样的报道尽管可以让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援助，却对被采访的人同时产生深深伤害。再比如，对父母、女儿等10名亲人遇难仍坚守岗位的彭州市公安局女民警蒋敏的采访，记者是在宣传抗震救灾的典型，但记者“看到别的孩子，你想你的女儿吗？”“看到别的老人，你想你的父母吗？”这样的提问，对当事人等于唤醒悲痛记忆，是非常不合适的行为。
很遗憾，我们如此容易忘记过去。就在5月媒体报道的这些反思刚刚趋于平静的时候，在仅有两个月之隔的奥运报道中又犯了同样的错误。“郭文王君拿金牌寻父”显然是一个帮助当事人又不考虑当事人感受的报道，尽管报道初衷是在帮助郭文王君找父亲，但报道产生的结果却对郭文王君及其家人产生深深的伤害。“郭文王君拿金牌寻父”不仅将生父消失10年的家庭隐私公布于众，也将郭文王君父母之间的恩怨暴露无遗。
从人性的角度看，郭文王君即便对消失10年的父亲有多么复杂的感情，但都不希望网友因此用粗暴的语言攻击父亲；尽管郭文王君多么希望能够早一天见到父亲，但这绝不应该以隐私暴露、加剧伤痛为代价。但是，原本好心帮助当事人的“郭文王君拿金牌寻父”的报道，却因为报道所产生的误读不但使得郭文王君及其两方长辈和亲友陷入巨大尴尬，也令家人的那份痛再次加剧。与5月份一些缺乏人性的地震报道相比，二者是何等地相似。与之相比，在关于刘翔退出比赛的报道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媒体人性化关怀的一面。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虽然对此表示遗憾，但并未把目光死死盯在刘翔未能争金夺银上，舆论的主流声音都对刘翔的退赛表现了理解和同情，发出了“请尊重刘翔退赛的选择”“中国百姓能理解刘翔”的声音。这说明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教训和反思中开始注重人文关怀，体现社会的宽容与温情。希望我们的媒体在做类似的报道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可置当事人的感受于不顾，尽量多些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