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著介绍：<中国的西北角〉》
1936年5月底，范长江结束了从成都出发，历时近10个月的西北采访。6月19日，他写完西北行最后一篇通讯《临河五原到包头》；7月31日，《大公报》登完这篇通讯；8月18日，他的第一本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广告开始出现在《大公报》上；10月1日，《大公报》又登出《中国的西北角》的再版广告；10月5日出版的第十三卷第三十九期《国闻周报》，发表了读者周飞写的书评：《新著介绍：〈中国的西北角〉》。
《编辑后记》写道：“《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是大公报特约记者长江西北旅行通信的选集，最近出版，通讯原作陆续登载于津《大公报》，颇脍炙人口，今经选辑，愈见精彩，这的确是值得介绍的一本新著。”
编辑的评论，有两层意思值得注意：一是“通讯原作陆续登载于津《大公报》，颇脍炙人口”；二是“今经选辑，愈见精彩”。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也反映了广大读者的意见。据此两点，编辑认为“这的确是值得介绍的一本新著。”
范长江很赞同周飞对《中国的西北角》的意见。30多年后，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还提到这件事。他说：“我的《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后，曾连续再版有八九次或十余次，受到当时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人写过书评，大体恭维的人居多。有一个姓周的读者，写了一篇书评，说我只‘提出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说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论（大意）。我不认识他，但觉得他说得很对，很了解我。我在第二版上或第三版上，收入这篇书评作了序文。”
据笔者考证，《中国的西北角》在1年3个月的时间内，出了9版（即9次印刷），堪称我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奇迹。
评论通讯《山西纪行》
《山西纪行》这篇通讯，是范长江特为《国闻周报》写的，上海《大公报》未发表。写作时间为1937年3月21日，发表时间为3月29日，载《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十二期。1937年8月出版的《塞上行》一书里，范长江将此文题目改为《太行山外》。
此文排版时有一个错字，未校正。通讯说：“记者于一月下旬奉社命由上海去太原。”“一月下旬”应为“二月下旬”。因为一月下旬范长江正由绥远前线经银川、兰州赴西安途中。从通讯的上下文看，也能发现“一月下旬”这个时间上的错误。此文从《国闻周报》错起，接着1937年8月出版的《塞上行》一书里又错了，1980年出的新版《塞上行》再一次错了，错误一直延续到《范长江新闻文集》，均未得到纠正，真是错！错！错！看来错误是一字之差，却给读者阅读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山西发生了什么事？范长江为什么有山西之行？他“奉社命”，奉的是什么“社命”？所有这些，《山西纪行》都没有交代，不像此前他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通讯中表示写作目的那样清晰明了，读者只好展开想象的翅膀猜测了。
范长江去山西的意图，我想应该联系3个背景来思考：第一是1936年红军渡河东征；第二是西安事变，阎锡山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第三是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个会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为了促成团结御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点国策、四点保证。会上，蒋介石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闭口不谈引起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本人顽固坚持“围剿”红军的政策，也闭口不提中共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会议在与中共关系问题上，虽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松动的表示，但又同时做出所谓《根绝赤祸决议案》。范长江是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即离开上海飞太原。可以想见，他此行，很可能与红军有关，与抗战有关。《山西纪行》第二部分“太原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此事。
范长江在通讯中指出，基于山西当前的环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日问题，一个是陕北的共产党问题。通讯有3点值得注意：第一，它写了山西不是一个简单的省份，而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另成系统。它写了阎锡山是个富于经理的人物，“他那副头脑之精细复杂，实在是有如赵戴文先生所说的‘特别构造’。”第二，它写了山西当时出现的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生的进步力量——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以半公开的形式，散布各级组织于全省，担负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之责。此为山西最激进之团体。”第三，在经绥远、北平返上海途中，穿过河北大平原，范长江想起宋元祐年间苏轼作定州知州，有一段文字记当时河北民间武装抵御外侮的组织和活动状况，感触颇深。他认为“北方现在的环境，比较元祐时仅有契丹之患者，还要严重得多，在方法上我们因为有新的社会事实，当有不同打算，然而却万万不能用‘亲善’的空名，麻醉自己，同时麻醉了一般人，大家毫无实际准备，将来同归于尽。”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敲了警钟。
《国闻周报》在发表《山西纪行》时，《编辑后记》这样说：“本期长江先生特为我们写了一篇《山西纪行》，描写他由沪飞并，视察绥局途中的种种印象，内容充满了新颖的经历和活泼的风趣，可以一读。”这个评论的关键词，一是“充满了新颖的经历”，二是充满了“活泼的风趣”。前者指内容，读通讯，就会察觉；后者指笔法，则要细细品味。范长江的通讯，有一种写法，就是由小到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上下左右，古今中外，广泛联系，活泼泼的，看似海阔天空，离题万里，实则把你带入一个个新境界。和那些就事论事，拘泥于具体事实，死死板板的写法，形成强烈反差。《山西纪行》就具有这样的风格。编辑评论《山西纪行》充满活泼的风趣，我想和这种写法是有关的。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