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翻看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长卷，出现过多次报纸间论战：《中国日报》与《岭南报》的笔战、《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争、《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辩驳……其中20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３次论战影响最大。这两家颇负盛名的报纸代表彼时中国社会两种不同的力量，他们以社论、社评为阵地，就抗日与内战、团结与分裂、战争与和平、民主与独裁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今年是《新华日报》创刊70周年，时代也在两报论战后又向前迈进了一个甲子。那些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言词激烈的“笔战”曾经影响了历史，如今，硝烟散尽，它们也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专栏将分4期刊发《20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三次论战》，分别为《一场历时五年的论战》、《四位报人的论战角色》、《四篇笔力十足的论战社评》和《三次论战的深远影响》。这既是还原历史，也是对那段历史及其影响的再思考。
今天看来，20世纪40年代《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那场论战不是偶然的。《新华日报》经历了艰难的成长，《大公报》发生了数次转变，不同的立场使得他们身上已经具备了论战的必然“性格”。因此与其说他们即将拉开论战的大幕，不如说时代的大幕拉开的时候，他们“正巧”在台上。
论战的双方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机关报。
《新华日报》在组织上先后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其办报方针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面向人民群众，做人民的代言人。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迁至重庆。重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有理、有利、有节”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而又灵活的斗争，在国统区坚持出版达9年之久。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新华日报》作为一块特殊的斗争阵地，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推动建立统一战线和组织群众运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公报》由满族人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是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香港《大公报》至今仍在出版）。
《大公报》的第一号“大公报序”将报名释义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创办初期英敛之主持的《大公报》鼓吹君主立宪，以“敢言”、“替劳苦大众说话”和严肃的报风成为华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报纸。1916年《大公报》由王郅隆接办后，变成了一张亲日报纸，直至1926年由新记公司接办。新记《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社长吴鼎昌的资本、总经理胡政之的管理和总编辑张季鸾的文章构成该报的“三大要素”，《大公报》逐渐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公报》力图坚持“文人论政”的立场，它既曾因言论激怒了蒋介石而被停刊，也曾与共产党因认识不同而展开争论。到了解放前夕，因“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其立场转向人民，那已经是论战之后的事情了。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民族立场，对各种模糊或错误认识予以澄清或驳斥。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也开始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帮助读者了解甲午战争以来对日屈辱史。该专栏每日登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在国内外形成巨大影响。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以“明耻”唤起民众抗日。此外，还刊发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先后停刊，众多报人分赴各地，先后有《大公报》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出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大公报》坚持抗战立场，疾呼联合抗战，鼓舞了民心士气，也赢得了公众的关注，最高销售额近１０万份。
应该说，两张报纸在坚持抗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他们的阶级背景、党派归属不同，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则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对重庆谈判的态度就体现出了这种不同。《大公报》对这一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的历史性谈判，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并寄予无限期望。毛泽东到达重庆时，《大公报》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报道，既刊发了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又发表了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字里行间充满欣喜之情。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片面的报道相比，《大公报》对重庆谈判的关注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相当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中间派民主人士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大公报》热烈期盼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与其政治主张是一致的。早在抗战胜利之前，面对国共之间此起彼伏的摩擦，《大公报》就多次发出反对内战的呼声，希望战后中国能够实现和平、民主、统一，避免内战和分裂。然而“文人论政”把重庆谈判的结果如何、中国社会将走向何方这样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理想化了。《大公报》在强调国家统一、呼吁避免内战的同时，客观上已经把国共双方置于不那么平等的地位了。
论战的经过
《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第一次针锋相对的交锋发生在1941年5月，争论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否在抗战中做到了积极应战。蒋介石为了推诿中条山一战失利的责任，借助报刊散布流言，捏造八路军不予配合、坐视困战的报道。《大公报》于5月21日发表了《为晋南战事作一呼吁》。周恩来看完这篇社评就立即致信《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予以驳斥。23日《大公报》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信件，也刊登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来信》，文章以“国家中心论”应对周恩来的批评。与此同时，周恩来的信件也刊登在重庆版的《新华日报》上，当日《新华日报》增刊销售1.7万多份。论战在国统区引起轰动，帮助人们了解了事件真相。
两张报纸的第二次论战围绕战争与和平、独裁与民主展开。1945年8月，日军宣告投降。蒋介石借机部署对解放区新的大规模进攻，但囿于交通被切断，难以行事。10月25日《大公报》发表了《为交通着急》的社评。11月5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揭穿恢复交通不过是缓兵之计的本质。两星期之后，也就是11月20日的重庆版《大公报》发表社评《质中共》，把内战责任归于共产党，并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次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文章列举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破坏和谈协议的事实，说明内战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而在政治尚未民主化的时候，大公报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是“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因为“民主的军队，正是民主的事实与民主的空谈的分水岭啊！”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公报》的基本立场就是“在若干次要问题上批评国民党当局”，而在一切首要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
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这等于是向全国宣布实行内战、独裁的方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8日《新华日报》全文转载，轰动重庆。随后，4月16日重庆《大公报》和17日上海《大公报》上分别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该文公开批判东北民主联军，将长春之战扣上了“残忍”和“可耻”的帽子，直接点明东北问题半在外交、半在内政，而内政的重责则在中国共产党不计代价的争夺上。对此，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立即撰文《驳大公报》，周恩来同意发表并将标题改为《可耻的 <大公报>社论》。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大公报》社评里的错误言论，指出其看待问题的片面，也揭露了国民党歪曲东北真实情况的谎言。针对《大公报》认为“东北是国家的”，社论发出了极具启发意义质问：“请问你说的是什么国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么？还是中国人民的民主国家？”
输赢在论战之外
对于这三次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论战，人们一度是扬《新华日报》抑《大公报》。如今，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看到，最终的输赢并非取决于文章本身。
新闻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制约，并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古今中外概然。尽管《大公报》反复标榜其“超党派”和“第三方”的身份，但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社会情境下，拥护国民党政府，成了那个时代一张资产阶级民间报纸的自然选择。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提出“国家中心论”，认为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维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的原因。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大公报》社论中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对时局看得不够透彻，一味地强调“和平”，呼吁“避免内战”，就难免有替蒋介石做“说客”，“小骂大帮忙”之嫌。但彼时的《大公报》要超越其所处的时代，超越自身的阶级局限，又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种的“无法超越”，恰恰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