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福明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这篇文章引发全国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此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采访这样一位老先生，不禁让我们所有人感到了一丝丝的神秘。”采访胡福明的记者骆新这样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批判“两个凡是”的檄文，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胡福明说，自己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其实已经在《南大学报》上发表过一些关于探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这也算是一种思想的摸索和积淀，而最早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则是1977年秋天应光明日报哲学版的约稿而完成的。
“胡福明告诉我们，文章在后来修改时，他又在标题上加上了‘一切’两字，成为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最后发表时，‘一切’又被改掉，后面加上了‘唯一’，这才形成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胡福明认为，‘一切’和‘唯一’都是一个意思。只是回看原文，胡福明还觉得有些遗憾——尽管自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出于担心，还是写得过于谨慎了，因为不敢直接点名批‘两个凡是’，他就批‘天才论’；因为怕被‘抓辫子’，他就大量引用马恩列斯毛著作的原文原句，他说，‘现在看起来，最大的缺点就是到处摘引语录’。”
稿子寄出后，仿佛是“石沉大海”的几个月后，北京方面来消息了，说他的稿子“很好”，还要将其他一些同志的观点和稿件融合其中，并且已得到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的首肯，希望他能赴京改稿。后来在刊发的时候，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征询过他的意见，说为了更强调文章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此文不署个人名字，而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胡福明对此也表示认可。1978年5月11日，这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终于得以发表，并影响了整个时代！
“在采访过程中，胡福明多次笑着对我们记者说，那时候文章一发表，各种舆论都出现了，他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能要坐牢！’直到得知邓小平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他才如释重负，‘我知道我不会再坐牢啦！’”
这篇文章，也令胡福明后来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离开南京大学教书的岗位后，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直到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
印象
学者风采依旧
骆新
胡福明的烟瘾很大，甚至在陪我去参观南京大学的时候，老人家在车里也不断地抽烟。不过老人的思路很清楚，非常健谈。
我首先是对于当年这篇文章为什么竟是出自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系的前身）一位43岁的普通教师之手感到很好奇。胡福明的解释是，因为“南大”曾经是“文革”的重灾区。胡福明自己尽管“根红苗正”，但从1966年之后，也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做为一名长年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他认为自己很习惯性地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思考问题，也更容易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本质上产生怀疑和抵制。
尽管当时的“公安六条”并没有解禁，说话不当就很可能会被当成“反革命”，遭受极为严厉的后果，但是，胡福明依旧决定冒这个风险，坚持讲真话！“我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谭嗣同。”他说，“而在当时，我也看到许多人都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这是人民的力量！我是做理论工作的，要批判现实，我得找到一个突破口……”
采访的后半段，我们的谈话已经不再囿于对于3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回顾了，我问胡福明：“现在我们仍在讨论如何解放思想，您看来首先该在什么地方解放？”他说：“根本是要树立科学发展的思想，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的同时，更要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充分发扬民主，要依法治国，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得更明白一些，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没有民主，那么30年前，我们的真理标准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此时，我依稀看到了30年前的胡福明！
（二）
年广久和“傻子瓜子”
年广久，安徽芜湖人，著名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同时又是号称“中国第一商贩”的明星人物。
负责采访年广久的记者毛艳向我们介绍说，改革开放前，年广久最早下海经商，从1972年开始卖瓜子。当时，小商小贩被认为是投机倒把。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被称为“万元户”的商贩在中国都还很少，但已经是百万富翁的年广九并不满足。1979年他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生意越做越大，雇用的工人越来越多，但麻烦也随之而来。
当时政策允许的雇工人数是不能超过8个人的， 1979年年广久的厂里雇用工人用人高峰时人数多达100多人。有些人把检举年广久投机倒把的意见送到中央，邓小平的一句话给年广久吃了一颗定心丸。
“一个傻子你们就害怕了，我们中国就出来一个傻子，要出来上万个傻子就好了。”——年广久引用当时邓小平同志的话。
随着雇工问题的解决，年广九的“傻子瓜子”迎来了一段“黄金时间”。后来随着炒货行业中的“洽洽”、“小刘”等品牌逐渐强大，再加上家族内部也出现了经营理念分歧和商标权纷争，“傻子瓜子”风波频生，然而，即使这样，刚过古稀之年的年广九现在仍然不甘人后，继续在为“傻子瓜子”奔波劳碌着。
回首
“一口气，没人能敢”
毛艳
30年中几起几落，年过七旬的他，脸上深深刻着历史沧桑所磨砺出的坚忍与魄力。这就是曾经的传奇人物、安徽“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
年广久在访谈中说：“我们一粒瓜子看似小，它的市场却搞得很大，我一个人富了要把大家带富起来，这是我的光荣，不然党为什么要相信我呢。”短短的一句话，记录着年广久社会地位的转变——从一开始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到后来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也记录了中国整个大环境的变迁……
年广久没有读过多少书，然而就是他，在1987年春，领先在国内第一个掀起了“有奖销售”的宣传促销。头等奖是一辆小轿车。这在当时真可谓是“革命性的销售”。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革命性的销售”，处在风口浪尖的年广久被人说成是在搞赌博、在复旧。于是1990年时年广久因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腐化罪以及流氓罪被打入监狱。
1992年，“傻子瓜子”的事被邓小平所关注。年广久因此出狱。邓小平又一次救了他。
“发展劳动个体，为了全中国解放，搞好商业，搞活经济发展。”
“做生意要靠脑子，还有魄力。”这都是他的名言。
正当年广久工厂经营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的家庭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和结发妻子离婚了。离婚后他没有多少钱，他利用自己的名声，以及敏锐的商业视野来到昆山重起炉灶，再次显示了他天才的经营能力。而这次的成功复出，也使年广久的社会地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年广久说：“当时安徽省委书记黄璜，亲笔写了一封信，欢迎我回到安徽，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当时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都见证了年广久社会地位的转变。
1937年出生的老人，如今依旧精神饱满，信心百倍并且高调宣布自己“一口气，没人能敢”，在他身上，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清楚地看到了一个老人不服老的可贵精神。
（三）
严宏昌和“小岗路”
说到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我们就一定会说安徽小岗村，正是他们，喊出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声。严宏昌，一个普普通通的安徽农民，也就这样一下子成为了新闻人物。
“严宏昌平静从容地面对着我们的镜头,这样的生活对他而言并不陌生，或者可以说已经习惯。自从1978年秋天的那个夜晚，他和小岗人发起了轰动全国的大包干之后，他就成了名人。”记者王幼帆说，“但是，这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严宏昌的眼神依旧质朴温厚，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整个访谈过程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小岗村曾经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上演的经典一幕，并向我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憧憬。”
“今年也盼来年好，来年还是破小袄。”这就是1978年前夜小岗村当时的状况。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个共计34户人家、总人口也就170多人的小岗村经受了惨痛的磨难，其中一个小队就饿死60多人。
严宏昌后来被大伙儿选上了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上任后的严宏昌一边对农民生活生产心急如焚，一边却又对小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严宏昌的解释是因为他从父辈那里了解到了“自留地”曾给农民带来增产效应。但是，在当时，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是国家政策所不容的“禁区”，或者干脆也可以说是“要犯法”甚至“会杀头”的。
然而，历史的车轮终究滚滚向前。1978年11月24日夜晚，安徽省小岗村，这个中国东部内陆地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全村20户户主却在村会计严立华家热火朝天地商讨“包产到户”，在神秘而又紧张的气氛中，严宏昌和村干部正式提出“包产到户”的做法，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这一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从在生产队的20来元一下子跳到400块。”谈到这个的时候，严宏昌还是无法掩饰心里的激动。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到了1979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被公社发现了，一发现，立刻原本给我们小岗的供应粮不给了，生产队的化肥贷款不给了，喂牛的牛草贷款不给了，种子不给了，说我们不能支持你们搞资本主义”。此时此刻，严宏昌的口气又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于是严宏昌就被撤职了，但是却依然坚持要干下去。
终于，1980年，万里到小岗村来，给了小岗村人民放手去干的信心。“有万里的支持，我们就是可以放开干了，也感觉对农业上的投入什么都放开手了。”严宏昌笑了。
感触
难忘质的变迁
王幼帆
我们见到严宏昌的时候，他说最近都在“修房子”，因为“家里人口多，房子也得改变一下”。至于是否还下地干活，严宏昌说道：“从目前来讲下地干活的很少，一般都下地看看，因为小孩都大了，都是小孩下地干活。”虽然不再经常下地干活，但是从他质朴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对土地深厚的感情。
从1978年到今天，30年，目前严宏昌家里还是30多亩地，但是种的东西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解释说：“过去尽管是种粮食，粮食也就是从过去的低产改为高产的杂交品种，从杂交的这个品种到种优质品种，不断的变。”不仅种的东西在发生质的飞跃，严宏昌家里的人均收入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当谈到这个的时候，严宏昌感触颇深地娓娓道来：“1978年在生产队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的人均为20块钱一年，这样的人均收入就算不错了。1978年的时候我们收入很少，人均20块，我们当时工分挣得少的时候还分不到、拿不到20元。”
我进一步问道：“那到现在2008年了，今年能拿多少？”严宏昌回答道：“2008年我家人均来说应该是5000块钱没有问题。”面对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眼中透露着喜悦。
最后，当我问严宏昌对未来的希望时，严宏昌眼中充满激情和憧憬。
的确，这几乎是严宏昌30年来不懈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