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写作，是我一直迷恋的爱好之一。
想起20年来写稿投稿的往事，既饱尝了挑灯夜战“码文字”的艰辛，又品尝到发表“正版稿”的快乐！写稿与投递，见证了我追梦摘星的岁月，更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变迁的丰硕成果。
上世纪80年代，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圆了儿时的当兵梦。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既紧张严肃，又浪漫快乐。当我从基层连队调到团部政治处当通讯员时，文章看多了，便萌发了写作的念头。工作之余，我开始用笔和纸记录着我当兵生活的苦与乐。不久，军队义务兵投递的信件开始实行免邮资政策，对每发的一封信件都盖上一个红色三角形“义务兵邮资免费”的邮戳。我从发信的8分钱升级到“免费”，令我高枕无忧。
在团部专职新闻报道员龚征的热心帮助下，我与他合作的第一篇新闻稿《某某部队广播室为战士开办点歌台》，于1985年3月份，发表在武汉军区《战斗报》第一版上。我第一次尝到了写稿变铅字的乐趣。那时，团部还没传真机，稿件投递到报社的主要途径：一是专人负责直送，二是用平信的方式邮寄。
为追寻“新闻记者梦”，我写的新闻稿和文学稿，只有用平信的方式投递到军内外的报刊社或广播电台。因部队新闻稿涉及军事机密，而我写的新闻稿件要经过“三关”（即电影队长、宣传股长、政治处主任等领导审阅签发），一连串繁琐的投稿手续，造成我写的多对外投的少，大大减少了发表作品的数量。但我又发现，对外投的新闻稿件，被报社采用率却很高，每年有20余篇新闻稿见于军内外报刊（电台）。这样的写稿投稿的梦，我一做就是4个年头。
1987年，我告别了军旅生涯，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湖北。不久，我被安排到武汉市一家有7000余人的大型化工企业，当了一名经济民警。因厂里有一个广播电台，我便侧重于写广播稿。每天将经警队或厂区内发生的新闻故事，在第一时间写好后直接送到广播电台。久而久之，我认识了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王丽，在她的热心帮助和指点下，我写的新闻稿除供本厂电台外，还不断地通过邮政局向新闻媒体投稿。一位编辑给我来信提醒，在注重同一类稿子质量的同时，稿子书写的字体是给编辑的第一个印象，一般编辑选稿很欣赏文稿秀丽的“字体”。编辑的一句心里话，让我茅塞顿开。
为提高新闻稿的采用率，我下了很大的功夫，练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果真大大地提高了稿件的采用率。此时写稿、投稿还只是我的一种爱好，不是我的主职工作。
1992年底，我辞职南下打工。在广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尽管公司有传真机，但是外资企业不同国有企业，一般职员是不能随便动用公司的传真机的，更没有对外传真新闻稿的先例。因此，我采写打工者的新闻稿件，因受投递“时间限制”，我不能写简讯，只能写故事或通讯，还是用“土办法”手写手誊，最后再寄到报社。
两年后，机会来了，我有幸接管了公司企业报的总编工作。写稿投稿，我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笔，通过电脑打字和用传真机对外发稿。
到了2004年底，为提高写稿发稿的工作效率，我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购置了一台联想牌的液晶电脑和一台激光打印机。这一下可让我笑口常开，写稿投稿效率事半功倍。白天外出采访，晚上坐在电脑旁敲打着键盘，一篇稿子不多时就“OK”了。现在的报刊社大都实现了“无纸化办公”，我通过互联网的“电子邮件”投稿，更加方便快捷。不用贴邮票，不用跑邮政局。不管多远的报刊社，只要将鼠标轻轻一点，文稿即可一瞬间发到编辑的手中，真是太神奇了！那时，我一年可发表新闻作品近600篇，作品还多次荣获好新闻奖。
光阴似箭，岁月如歌。一转眼进入新世纪的2008年。
每当我重新翻阅装满两大箱子的发表作品，看一看那发黄变色的一本本剪贴册和收藏的近200种的样报样刊，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家庭式的“报刊博物馆”。这些从1985年迄今发表的新闻作品，文字还透着肤浅和稚嫩的气息，但它清晰地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轨迹的点点滴滴，它所展示的是一幅我国沧桑巨变的动人画卷！它所见证的是我国千千万万的退伍军人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打拼人生的一个完美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