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冬之际，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那些通讯，都是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的。是谁决定发表这些通讯的？原大公报人对这些通讯有何评论？我以为，这些问题是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通讯时，不可不注意的。限于种种条件（如许多大公报老人已经作古），目前笔者收集到的材料有限，但这些材料大体上也可以反映许多大公报人的看法。
1.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能在《大公报》上发表，大公报总经理、副总编辑胡政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长江在《我的自述》中回忆道：“我在1935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指胡政之）决定原文发表的。1937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1935年的报道中公开称 ‘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5年这８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本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不管胡政之出于何种考虑，应该承认他在处理长江涉及重大问题的稿件时，是有胆量的。不然，长江的稿件写得再好，发不出去，也不会起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他在决定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时，他本人那一年写的《粤桂旅游日录》，还是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所谓“剿匪”政策保持一致的，称红军为“匪”、“共匪”。这也说明，像胡政之这样的老报人，他们都是很有政治经验的。
长江在《我的自述》中还谈到，他写的红军长征那些通讯，在写作时要考虑到“《大公报》能发表我的文章的政治界限，如果根本不予发表，我这次旅行对全国读者就没有作用。”长江还说：“为了把我已经了解的问题忠实地报告给读者，只是客观地‘提出问题’，还不是‘解决问题’。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上，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用‘透露’的方式，还不可能正面叙述。我不能用共产党宣传员那样的立场来写文章，因为我自己也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还不可能有这个立场。但是我也反对国民党要坚决消灭共产党的立场，即所谓‘剿匪’的立场。我那时的立场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要锋芒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但也不是主张马上先要消灭国民党。因此，我在这两篇文章（指《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中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国共两党要有平等的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了解了长江当时的立场，对于我们评论长江的红军长征报道，会有帮助。
2.长江的西北通讯，第一篇《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就是写红军和红军长征的。长江1935年9月2日到达兰州，9月4日就写了《岷》文，9月13-14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发表。9月13日还配发了编辑写的短评。时值中秋月圆之际，编辑不免触景生情，发出许多感慨，包括我们同意的，不完全同意的。但对长江的文章，短评是这样说的：“本报特约通讯员长江，从成都行50日到兰州，其报告岷江（山）军事形势的一封书，值得大家注意一看。”“撇开军事不论，单看所述岷江（山）高地的地形、气候、交通状态、居民情形，已增人知识不少。这一带地方，有几个人旅行过？”这个短评告诉我们，《大公报》发表长江这篇《岷》文，不是偶然的。
3.1936年8月24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朱徐毛彭等之新动向》，《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三十四期“论评选辑”栏选载了这篇社评。社评一开篇即指出：“近来朱德、徐向前、肖克、贺龙及毛泽东、彭德怀等，突由川陕分道窜往西北，情形极可注意。”社评站在“剿匪”立场立论，至为明显。但社评肯定长江《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一文中的预言正确，则尤应注意。社评说：“去年本报旅行记者长江君曾预测朱毛徐等部之前途，谓其进入西北以后之目的地，为祁连山北麓之甘肃河西地方，因根据西北地形、政情，以及朱毛等本身需要，唯有河西始有作其新根据地之资格。时至今日，吾人仍信此项预言为正确。”
4.长江著的《中国的西北角》1936年8月出版后，10月5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三十九期发表了读者周飞的一篇书评：《新著介绍：〈中国的西北角〉》。周飞不是大公报成员，长江也不认识周飞，可长江颇赞赏他写的书评，认为他很了解自己，并把书评作为“三版代序”，收入书中。这是我读到的评《中国的西北角》最早的一篇书评。书评中有一段谈长江写红军长征的事，也把它列入这一部分材料中，请读者一阅：“除社会问题外，作者并注意到历史事件，凡在历史上有价值的地方，不论其价值是在民族斗争的方面，或者是在中国内战的方面，他都把它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于必要时并给以正确的批判。而在讲到红军流窜所经过的地方时，尤其说得明白，他把他们在那儿的举动以及各民族对红军与中央军的态度都丝毫不隐瞒地叙述出来，他使我们在日常报纸上的片断消息外，对那数万人马在艰苦奋斗着的情形，以及他们在流窜中的遭遇，有个整个的认识。从这里我们看出来，红军的发生及其成长都有必然性，农村的破产，政治的黑暗，都给他们以发展的机会，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单用军事的力量所能彻底解决的。”这段评论，出自那个白色恐怖猖獗的年代，和长江写那些红军长征的文字一样，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5.1927年底以半工半读方式进入国闻通讯社，1929年调入天津《大公报》工作，抗战时期一度任桂林版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又一度任上海版总编辑的徐铸成，在《滔滔万里长江》一文中说，长江在任大公报北大通讯员时，他任教育版编辑。长江1935年去报馆访问，就是他陪长江一起去见胡政之的。关于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他是这样评论的：“1935年下半年，他的西北旅行通信陆续在报上发表（后来编辑出版《中国的西北角》），轰动了全国。这不仅因为这样的体裁是中国新闻史上独创的，而且他是跟着红军长征刚走过的足迹，描述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和西北高原的风土人情，人民疾苦。他的文章又写得气势磅礴，细腻生动，使读者大大扩展了眼界，首次了解长征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地上，投射出一线光明。”“以后，长江的旅行通信，就成为《大公报》的最大特色之一。今年，马荫良先生和我闲谈报界旧事，他说：当时《申报》对长江的通信极为震动，也曾派记者出外写旅行通信，但总是写不出长江这样好的通信，竞争不过《大公报》。”
□蓝鸿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