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徐俐，湖南人，生在湘西，长在长沙，曾在长沙人民广播电台、长沙电视台工作。现为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资深新闻主播。从业以来曾两度获国家政府奖、华语节目主持人金奖。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几乎所有重大新闻报道都由其担纲主持，如香港、澳门回归庆典，“9·11”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徐俐的播报风格独特，在海内外观众中拥有很高的美誉度。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中，徐俐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她的出众不是因为才貌，而是因为特别的个性与气质：她铿锵顿挫的语言，她目光灼灼的自信态度，她疾语如风与刚毅练达的冷色风格和天生具有的明星气质，成为CCTV-4的标志，并影响过许多年轻的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近日，记者有幸采访了徐俐。
新闻职业
满足了我的职业女性设想
记者：你17岁进长沙电台，走上新闻道路已经２０多年了。联系这些年的从业经历，你怎样理解新闻和新闻职业？
徐俐：我一直觉得自己最终从事新闻工作，非常幸运，我很喜欢。新闻赋予我激情，每天发生那么多事，事情背后给了我很多思考，这成为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重要参照。因此在做新闻的过程中，我总觉得我有使命把事实和真相告诉大家。
做新闻职业虽然很辛苦，但生活因为新闻而不同，因为新闻而多姿多彩。更为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我的职业女性设想，比如新闻使我的生活变得充实，带来气质的变化。
我能走得更远吗？
记者：你从长沙电台到长沙电视台，再到中央电视台，实现成功转型的“法宝”是什么？
徐俐：这不存在什么转型，而是舞台更大、要求更严。我的想法很简单，弄清什么是最好的，然后奔最好的去。进入中央电视台后，我只有一个理念：“别把自己放在市级台的环境中。”因为，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跟以前的职业、职位没有太大关系，用实力说话最重要，不能把自己做得小气。
记者：行外人都认为，主持人是吃青春饭，你31岁的时候都敢跳槽到中央台国际频道，参与创办“中国新闻”，勇气来自哪里？
徐俐：来自于“相信自己”。“努力往好里做，我不会让周围的人失望”，是我一直以来的信念。记得当时我去中央台前，主管领导看完我的图像，充分肯定了我的气质，认为我的气质正，不小气。可当时，中央台还在四处找人。试镜以后，我又参加了中央台组织的一个主持人培训班，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地方台送来的业务骨干。或许是因为先前试过镜，或许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在培训班上每天都有中央台来挑人的情况下，我的状态相当松弛。
记者：你认为你当前的成就主要是靠什么取得的？你在成长中还存在什么疑惑？
徐俐：28年一路走来，虽然也被认为是小有成绩，但距自己曾经的自我期许相去甚远。而我相信坚持的力量。除了坚持，另外的信条就是积攒实力，让实力替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在我的工作环境里，我是大姐。常有年轻些的姑娘向我谈到她们的职业苦闷，我理解她们苦闷的同时，能给予她们的唯一建议就是：更多地积蓄自己，自己不倒便永远不倒。
今天我所面临的问题是，面对曾经成全了我所有事业心和成就感的“中国新闻”，我开始产生一种由单调和单薄带来的角色疲劳感。１０年前，它是属于我的舞台，一个光彩夺目的舞台；１０年后，这个舞台的灯光舞美都变了，在别人的眼里，我在这个舞台上还是风采依然，但坐在同一张演播台前，骤然亮起的灯光，却很难再让我为之一振。坚持的恒心依旧，积攒的实力不减，前方的目标却开始有些茫然。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还想做什么？在既有的电视观念主导的现实中，一个年过４０的女性主持人，还有多大施展空间？凭着坚持和实力一路走来的我，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走得更远？
认真地跟自己认真
记者：作为乡音很重的湖南人，你的普通话怎样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徐俐：湖南人胆子大，我的胆子也不小。1977年高中毕业，中断了好些年的高考恰好于那年恢复。我从小喜欢语文，高考自然选考了文科。填志愿的时候，先填了北大中文系，再填了复旦中文系，还剩下一个不知道填什么。找来找去，发现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名称好听，所以填上了。
对于一个１６岁的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又缺乏资讯信息的少女而言，那次考试就像游戏一样无果而终。1978年我下乡了，在知青点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由于“文革”的影响，人们对于文科心存恐惧，在家长的一致要求下，我改考了理科，最终以0.5分之差落榜。就在那时，长沙广播局又来通知，说长沙市广播电台要恢复播音，通知我去应考播音员。
高考落败，前途渺茫，这个通知如同救命稻草。我立刻返城，精心准备。我带去的是高尔基的《海燕》，文章上面有我密密麻麻的符号。这次我全力以赴了。主考官发现我的《海燕》朗读得激情四溢，但普通话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毛病一大堆。他当场示范，他说一个字，我跟着模仿一个，一次学会，我就不再错了。或许，这是我被录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普通话起点不高，但语言悟性不错。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在南方方言区，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把方言扔得干干净净，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的时候，悟性确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听说你练普通话中有很多好玩的故事，能否讲述一个最深刻的？
徐俐：我天生对“出声”这件事非常有兴趣，唱歌是从小就开始的事儿了。但那时候我完全不会说普通话，一口湖南腔，经常把“开会”说成“开费”，“浪费”说成“浪会”，“f”、“h”不分，但就是这样执着地喜欢，执著地模仿。1978年新成立的长沙电台把我招进去。我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干了播音就觉得这个工作神圣得不得了，挺“煞有介事”的，有一段时间听说播音的发音方法和唱歌的发音方法有矛盾，就狠狠心戒了唱歌，在好几年里一声不出。
为了学习纯正的普通话，我确实下了相当的工夫，几乎到了痴迷程度。改语言实际上是改一种思维习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许多东西都会不知不觉地随之改变。比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所以我喜欢一切京腔京韵的东西，我练声的时候经常唱的一个段子，就是骆玉笙先生的《重整河山待后生》。
一字一句地改，一字一句地练，习惯成自然，真正把普通话里的方言味改干净，让任何人听不出一丝破绽，我大约花了5年时间。每天早晨7点以前赶到台里练声，是我最初5年一直坚持的必修课。对于吐字发声来说，学好普通话只是基础，最终需要的是普通话的字正腔圆。
与《中国新闻》共同成长
记者：到中央台做新闻主播是你当年最大的梦想吗？
徐俐：从17岁进长沙电台，25岁进长沙电视台到31岁来到中央电视台，我在地方台干了整整14年，这14年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锻炼自己的语言基本功，锻炼自己驾驭不同类型节目的能力。1992年我进入中央电视台海外新闻部，主播《中国新闻》，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虽然我在长沙也播了多年新闻，但一直对新闻兴趣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播新闻受限制比较多。但很快我就发现，《中国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对它从排斥到适应接受，再到喜欢，再到发现自己的内在性格和气质其实很适合它，好像是一个特别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放下了早年全力追求的艺术化声音和声音的艺术化，变成风风火火的新闻传播，不是因为我想刻意播成这样，这一切都是和节目共生共成的。
1992年《中国新闻》上马时就确定了，这节目对外，不能和《新闻联播》一个样。另外，我们也参考了当时的一些境外节目。说实话，那时资料真是少得可怜，我真正看到的也就是台湾的新闻节目，但我真不喜欢他们的女主播那种莺莺燕燕的小女人气。这时候我从小形成的审美趣味就出来了：我要做主播，就一定要有大格局，不迎合，不媚俗，独立、冷静、理性、权威。你可以说我是个严肃的女人，但这严肃女人说出来的话你还就是非信不可。我播新闻的内心状态就是这样的。
记者：你怎样看待目前业界的“徐俐现象”？
徐俐：人们总说到我的播报速度，其实，提高播报速度仅仅是一种表象，它的核心是对新闻的一种感觉。如果说到刻意，寻找一种对新闻的感觉一直是我刻意为之的。报告新闻就是说事儿，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说事儿，怎么感受怎么说。这和中规中矩地念新闻稿的心理基础很不一样，当然随之出现的语言的随意性也就比较大了。这种实践对我来说有得有失。如果让我此刻总结一下，我想应该是这样，新闻播音的基础是两条：一条仍是语言艺术上的，这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语言能力的训练；一条是新闻从业者的基本功训练，得实实在在懂新闻，选择搞新闻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对新闻要有感觉。这两者相辅相成：没有语言基本功，新闻播不清楚；但掌握不好新闻节目的特质，再好的基本功也没有意义。优美的声音固然能愉悦大众，但观众最终接受的是资讯，是一个了解和掌握了事实的人向他们提供的资讯。要传达的最主要的是消息，声音只是介质。我经常听到一些年轻的美好的声音在报告新闻，印象是除了声音，新闻内容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对新闻完全没有感觉，这样的新闻播报怎么可能吸引人呢？其实长久以来，观众对声音已经不那么苛刻了，他们更看重一个新闻业者的资质和状态，我比较早地悟到了这一点，并在实践中去体现它。我认为我的实践是有意义的，它体现了我作为一个新闻播音员存在的个性价值。
播《中国新闻》14年了，工作内容看似单一，但新闻反映的是瞬息万变的社会，看似单纯平淡的东西其实永远充满了新鲜感。而且现在新闻节目越做越好，越来越活。我想，一个播音员从对新闻“没什么感觉”到如此热爱新闻节目，也折射出我们国家新闻创新的深刻变化吧。
我是新闻主播，不是读稿人
记者：你说“女人是一种态度”，那么对你而言，做新闻是什么？对它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徐俐：新闻最重要的是做到“尊重事实本身，用良知发言”，其实这些教科书里都讲了，且在日常工作中一再强调，可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若能以“尊重事实本身”的态度来做，并把它做好，这个新闻人就很了不起。
记者：那你自己是怎么去做的？
徐俐：一点一滴地做。首先我明确自己的定位：我是新闻主播，不是读稿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会在表达上截然不同。是主播，就该拥有对信息的掌控和自主处理能力；是读稿人就老老实实照本宣科。一个体现在表达的主动性上，一个是被动表达。
事实上，在《中国新闻》的早、中期，囿于新闻体制对播音员角色的限制，我还是必须照本宣科，但我尽最大努力以主播者的心态照本宣科，同样是读稿，我体现出了相当的主动性，我要让那些句子为我所理解的内容服务。我要用我的方式说话，哪怕只是在很短的时间，我比从业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像新闻主播，我对整个节目的驾驭感比任何时候都直接强烈。
记者：你说的“认认真真做女人”与“认认真真做新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徐俐：二者肯定不矛盾。认认真真做女人突出做人的认真，也包括做事的认真。对于女人，人们有无数种评价的标准，对我而言，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更多的还是判断她的态度，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态度。女人如何对待他人，实际是在塑造自己。女人是一种态度。而认认真真做新闻，对做好新闻、做好新闻人同样需要“认真”的态度。
做主播需要格外清醒
记者：做好一个女主播需要哪些素质？
徐俐：首先要做一个好的新闻人，思维敏捷，充满激情，头脑要格外清醒……没有这些，很难做一个好主播。其次，电视是一个并不公平的行业，制片人、编导、记者、技术等一干幕后人员的努力，最终也必须集中呈现于幕前的主持人身上，名声、掌声、鲜花等最光鲜的彩头，都被主持人占去。这就要求主播不能得意忘形，成果是大家的，不是个人的。我厌恶眼前的浮华热闹，我不是一个得意忘形的人，或许在我内心深处，至今都没有过一刻自己真正认同的得意。得意是需要本钱的，要大本钱。自认为本钱不够，所以得意不起来。
记者：当前的新闻教育能否培养出好的女主播？你认为怎样做才能培养出好的女主播？
徐俐：怎样培养好主播是新闻教育界和实务界应该共同思考的话题。假如主播需要新闻教育培养的话，他们不能只出自播音系，更应该出自新闻系。我们的主播应该从采访做起，从知道什么是新闻做起。
记者：作为新闻行业中自学成才的资深新闻人，你对年轻新闻人和新闻学子有何建议和期待？
徐俐：我的建议很简单：一要勤奋，二要深入生活。很多人连“生活是什么”都不清楚，特别是很多年轻人距离生活太远，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甚至没有兴趣去了解生活。可以想象，一个对生活都不了解、不感兴趣的人又如何能做出让人感动且独具价值的新闻产品？对于年轻人而言，勤奋做事、多体验生活总不会有错。
